【20周年院庆系列活动】邓小南教授在我校公共政策讲坛发表演讲

　　2021年6月19日晚，应英国(正版)365官方网站MPA教育中心邀请，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历史系教授邓小南在廖凯原楼437报告厅以《信息沟通与制度文化——以宋朝为例》为题发表演讲。本次讲座由英国(正版)365官方网站院长燕继荣教授主持，政治学系徐湘林教授担任评议人。田凯教授、孙明助理教授参与了本次论坛。

　　讲座伊始，邓小南教授指出，信息是制度运转过程中的关键条件，因具有流动性和随机性而难以预期；同时，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因此，规则的确定性与实践的不确定性形成了制度与信息间的空间与张力。一方面，信息塑造着制度的形成，汉语中“制”指规范、“度”指尺度，都建立在信息基础上。另一方面，制度限制着信息的获取，在特定制度背景下，信息的汇聚和处理方式各有不同。因此，研究者关注的不仅是信息所包含的内容和知识，也包括信息流动的途径，包括构成流通链条的诸多环节，以及流通途径中传递、筛选与呈现方式。宋代在朝廷、官员、民庶间广泛存在信息焦虑，因此而形成了丰富的信息沟通制度。

　　接下来，邓小南教授结合丰富的史料，详细介绍了宋朝多层多途的信息沟通渠道。她从信息流动角度，对宋朝前期中枢机构进行了解读。宋朝与前朝不同，重要信息汇集于君主，各种信息制度主要为了保障君主信息的通畅，基于这些制度构成了君主与臣僚、禁中与外朝、朝廷与地方等三组信息关系。其中，君主与臣僚的关系主要包括君主与宰相、君主与台谏、君主与臣民等若干情景，主要制度包括转对、轮对、登对、讲筵留对、夜对等方式，也包括君主通过亲随、军校、密察等非正式渠道获得信息。禁中与外朝则主要通过行政文书体系、由宫官和宦官传达沟通信息，并形成了正式文书体系与非正式的君主御笔手诏并行的内外信息交流渠道。朝廷与地方则主要包括信息的下达与上传，下达主要通过中央政府邸报，上传则通过金字塔式地方机构层层向上汇集信息，用以官员考核等政府日常行为。讲座中，邓小南教授引用大量史料，将信息与制度的关系生动地展现出来。

　　最后，邓小南教授引入“制度文化”概念对信息渠道的阻滞与博弈进行了分析。她指出，信息制度在实践中必然具有不完善性。任何制度都需要运行空间，受到操作方式和技术手段的限制，信息管理制度本身也不是完备、万能的，在信息采集、研判、上传等实施过程中，肯定有无法充分覆盖的空间，也不得不留有一定的灵活空间。对于这一空间的占领与利用，官场中“人”的作用重要。因此，官场文化与官员价值观影响着制度设定和运作实效，信息制度的建设必然是政治权衡的结果。据此，邓小南教授提出了“制度文化”概念，它不是单纯的规范体系，而是指制度实施的氛围，是多种因素互动积淀产生的综合状态，既包括制度规定本身，也包括制度设计者、执行者、漠视者、扭曲者、抵制者的意识、态度、行为与周旋互动。对研究者来说，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不在于当时是否制订过信息收集与核验制度，而是被称作“制度”的规则和程序，在现实中如何实践并且发挥作用，当时的官僚如何执行这套制度，当时的社会人群如何感知这套“制度”。这一概念或许可以成为研究中古时期信息渠道的开端。

　　徐湘林教授对邓小南教授的演讲进行了评议。他指出，邓小南教授的讲座有三个优点：一是对传统官僚体制的信息沟通进行了概念界定，有助于将研究推向深入。二是讲座史料丰富严谨，展现了深厚的史学功底。三是通过史料中的政治现象，提炼出了“制度文化”概念，弥补了西方制度学派“文化影响制度”单向度研究的不足。他同时分享了著名学者克罗齐埃对信息与权力关系的阐释，指出信息沟通是政治学应当重视的研究领域，邓小南教授的历史研究视角有助于对这一问题产生更好的理解。

　　燕继荣教授代表学院为邓小南教授颁发了授课专家证书。他在总结中指出，长治久安是国家存在的基本目标。历史证明，政治制度化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前提，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是信息制度建设，邓小南教授呈现出宋朝高度政治制度化、信息制度较完善的一面，足以鉴今。当代中国需要建立国家治理信息制度，他鼓励在座同学继续发掘这一课题，为实现国家信息制度现代化做出贡献。

　　讲座最后，同学们与邓小南教授就政治信息制度建设、政治风气与言路畅通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