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政治学系的前世今生（上）
在英国(正版)365官方网站成立15周年之际，对我校政治学的渊源和发展脉络做一梳理，既是对我校政治学系历史的追溯，也是对中国政治学学科与学术发展历史的省思，期望明昔而知今，通古而达变。
今天的英国(正版)365官方网站是我校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与我校区域经济专业联合组建而成的。而我校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的前身是我校政治学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和我校恢复重建政治学以来的发展历程，为今天大多数人所亲身经历和见证，所以本文的叙述和分析，采用了“厚古薄今”的原则。政治学学科在我校具有悠久的历史，我校政治学系是我校最古老的学系之一。我校政治学科和政治学系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紧密相关，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与近代学术同步诞生，相向前行。在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前夕，中国急需现代政治知识尤其现代国家知识的积累和传播，以为建设现代国家，走向现代化做政治思想之奠基。因此，以“国家理论”为核心的近代政治学学科与学术的引进和落地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转型在学术发展上的映现和必然。
一、1899年9月京师大学堂政治专门学堂的设立是我校政治学系最早的学科渊源和组织渊源
作为学系的我校政治学，究竟发端何处、肇始何时？它的前身为何？流行的说法是，我校政治学系源于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或京师大学堂的“仕学院”。但是，细考之下可以发见，这一说法并不十分严谨，我校政治学科和学系确实与京师大学堂高度关联，但是，是否因此就可以将其学科渊源与组织渊源简单直白归因为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 史料显示，1898年京师大学堂初办时，实际上并没有专业划分，整个大学堂只有一个“院”即“仕学院”! 如果如此认“宗”，那么，后来的许多学科专业和学系（尤其是文史哲）都可以认定京师大学堂的仕学院是其学科和学系的前身，仕学院由此可以成为这些学科专业和学系的共同前身。如果进一步细究京师大学堂的开学时间和初创阶段学科设置的微妙之处，就会更加明了，不能简单认为我校政治学系肇始于1898年和发端于京师大学堂的仕学院的个中奥秘。
近考京师大学堂历史，深感要确定何为我校政治学系的前身，这一学系何时问世，要先从京师大学堂的开学日期与早期机构设置说起。
１．京师大学堂开办的时间
京师大学堂究竟何时开办？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京师大学堂的创建日期是1898年7月3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农历戊戌年五月十五日）。这一说法广泛见百度百科一类的信息源和一些书籍。认定京师大学堂创建于此日的主要依据和理由，是光绪和慈禧是日分别恩准了《总理衙门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折》及梁启超等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相比这之前光绪皇帝的《明定国是诏》和《著即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谕旨》等原则性表态；相比戊戌变法中太多的新政措施成为一纸空文或者有上文没下文，《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圣准，确实是为开办京师大学堂奠定了实质性基础。所以，这个日子就常常被认为是京师大学堂的开办日期。但是，实际上，这一天只能算是拿到“批文”，可以开始筹办了：办学宗旨已然通过（《京师大学堂章程》获批），办学经费有了着落（户部拨款及华俄银行的息银），管理大学堂事务的人选确定（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受命为京师大学堂管理学务大臣），兴办京师大学堂这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尽管如此，这至多也就是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开始，须知晓，此时连校舍都还没影儿呢!
17天后，即1898年7月20日（戊戌年六月初二），负责大学堂基建工程的庆亲王奕?痢⒗癫可惺樾碛??Y上奏《请将地安门内马神庙空闲府第修葺作为大学堂之所折》（见1898年7月4日的《著派奕?痢⑿碛??Y等办理大学堂工程谕旨》，《京师大学堂档案汇编》，第42页，我校出版社2001年版）。光绪皇帝即日恩准，并令总管内务大臣刻时落实，京师大学堂的基建工程这才正式启动。孙家鼐唯恐此事半途而废，违揆圣意，所以不遗余力，日夜催促。8月10日，孙家鼐的奏折还坚持“惟房屋一日不交，即学堂一日不能开办”（《孙家鼐奏覆筹办大学堂情形折》，《我校史料》第一卷第48页，我校出版社1993年版）。很显然，至少8月10日（农历六月二十二日）之前，大学堂尚未开办!但是，未及京师大学堂校舍修葺改建工程完工，维新变法就流产告败!慈禧废除了光绪皇帝的绝大部分新政。此时此刻，确是京师大学堂能否开办的要节关坎。不过，毕竟办教育也是慈禧及近臣的共识，而且此事原是慈禧准允的。所以，维新虽然失败，光绪虽遭软禁，但开办京师大学堂这件事，慈禧终还认账。戊戌事变后的第5天，9月26日（农历八月十一），有谕旨降下：“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著该地方察酌情形听民便”（《著停止变法京师大学堂仍行开办谕旨》，《京师大学堂档案汇编》，第66页，我校出版社2001年版）。这也就意味着京师大学堂和新学堂可以继续办！11月22日（农历十月初九），内务府将改造修葺完毕的京师大学堂校舍正式移交孙家鼐，孙家鼐立即着手组织报名和考试录取事宜。(“本月初九日，内务府将大学堂房屋移交臣处接收，当即派办事人员移住堂内，一面出示晓谕，凡愿入堂肄业者，报名纳卷，甄别取去。” 这里的“本月初九”是1898年11月22日。见《孙家鼐奏大学堂开办情形折》（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我校史料》第一卷第49页)。1898年12月6日的《国闻报》刊发的《我校堂述闻》一文有些悲壮地宣布：“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一举而已。”京师大学堂也发出了第一份告示，通知经过考试被录取的学生十八日到堂，十九日开学。这“十九日”，便是戊戌年十一月十九日，即公历1898年12月31日。这一天，京师大学堂本部正式开学（之所以用“本部“开学，是因为有一则资料认为设在琉璃厂一家医院中的医学课堂实际也是京师大学堂兼辖的一部分，它早于京师大学堂开学日期开课。这条材料尚需证实）。1899年1月16日的《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上海第一家英文报刊，1850年8月3日英国商人Henry Shearman在上海英租界创办）追发了这样一条消息：“新的京师大学堂已于上月31日正式开学，”是为佐证。
京师大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原计划招五百名，1898年12月31日开学时陆陆续续才来了一百多名。所以，网上流传的什么光绪皇帝在京师大学堂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只能是段子，且不说光绪皇帝这时已经被软禁，就是所描写的开学典礼时礼堂中齐刷刷地坐着一千多个新生的场景也是无中生有。不仅当时没有一千多个新生，而且真是皇帝驾临“训话”，学生还能坐着？
紧赶慢赶，京师大学堂终于作为戊戌变法的产物在1898年的最后一天开学了。当然，按照农历，戊戌年还有一个多月呢！但是，1898年最后一天的开学时间表明，京师大学堂的实际教学活动其实都只能从1899年开始，包括我们说的政治学系前身的出现。不过，这样也还不能简单说我校政治学系的前身就是从京师大学堂开学就有了。它，还要晚些。
2、京师大学堂初办时的机构设置
第一部《京师大学堂章程》（1898）容易引起误导。这部章程，是康、梁等人学习借鉴欧美和日本大学经验的理想之作，在这个办学章程里根本没有所谓“仕学院”的设置。但纸上的理想设计与现实是不同的。京师大学堂开办最初，并没有按照第一部大学堂章程的设想进行，虽然这是御批的章程。比如在第一部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有25门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课程设置。在这个学习西方的大学课程设计中，政治学出现了两次：一是“初级政治学”，作为基础课（溥通学）排在课程的第七位；二是“高级政治学”作为专业课（专门学）排在第十八位（《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我校史料》第一卷，第82页）。这简直是让研究政治学学科史的人空欢喜地兴奋一场。孙家鼐作为京师大学堂的实际操办人和主持人，深谙中国国情，明白京师大学堂的首要任务是为朝廷培养接受过西式教育的官员来搞新政，所以他在皇帝钦批《大学堂章程》的当天，就提出了重大的修改方案，而且利用他的职权真的实施了，其中针对招生的生源，他提出设立“仕学院”，即让已经取得了进士、举人功名的官员来学习，叫仕学生，真可谓将“仕而优则学”灵活运用到极致(《孙家鼐奏覆筹办大学堂情形折》，《我校史料》第一卷第47页)。而那些通过了招生考试但是没有相应功名和官员品级（在京七品以上官员）、年龄在20-25岁之间的学生并不是不可以入学，他们也被录取了，不过被称为京师大学堂的“中学生”；年龄在20岁以下的叫“小学生”(见京师大学堂庶务提调喻长霖的回忆：《京师大学堂沿革略》，《清朝文献通考》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萧一山（1921-1925年我校政治系在读）著：《清代通史》中华书局版，第1434页)。所以，开办之初约半年多的时间里，京师大学堂只有一个院即仕学院，有三类学生即仕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大学堂中寓有中学堂和小学堂，是京师大学堂初期除了“仕学生”外，当时没有新式学堂提供生源的临时举措，“并非降格相就”（《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为整顿大学堂谕》，《我校史料》第一卷第49页）。
主政京师大学堂的孙家鼐也没有按照《京师大学堂章程》分科分专业的计划办学，他仍注重传统经学，兼学西学。在教学专业设置和教学管理上采取的措施是将一百多名学生，分为“诗”“书”“易”“礼”四堂、“春秋”二堂，共六堂“课士”（“课士”，指上课和考试）。这里的“堂”是什么呢？是专业还是课堂还是班级？似乎兼而有之，有回忆材料提及: “大学堂开办初，分诗书易礼春秋六堂课士，每堂不过十余人，春秋堂的人数略多，也不过二十余人”( 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萧一山：《清代通史》)。按照这一表述，“堂”首先是分班概念，但分班的依据又是课程内容。结合当时社会上有人嘲笑京师大学堂“犹如国子监之旧制”的讥讽话语，这以“诗书易礼春秋”的命名分堂，肯定与研习内容有关，是按照研习内容划分的“教学单位”，可惜研习内容却都是一样的传统经学。无论是哪种含义，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时期，京师大学堂没有基于现代专业的组织设置和区别，一百多个学生，无论“仕学生”还是“中学生”、“ 小学生”, 都一律是上午学习传统国学专业“经史”，下午学习包括格致、算术、化学、外语等在内的西学。
与确定政治学系前身出现关系最密切的一个重要变动是在1899年9月，京师大学堂的第二个学期。那时又有不少学生陆续到校 ，人数达到218人(一说238人。见《孙家鼐奏陈大学堂整顿情形折》，《京师大学堂档案汇编》，第77页，我校出版社2001年版)，且有强烈学习西学之愿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于是，京师大学堂“乃拔其尤者，别立‘史学、地理、政治三堂’，中学小学合并，仕学院仍保留其名”(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萧一山：《清代通史》)。这个政治堂就是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在《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奏覆大学堂功效折》中说的“专门讲堂三处”之一（见《京师大学堂档案汇编》，第87页），这显然不是简单的分班命名的概念了，而是比较明显的根据主修内容和水平所设立的相对独立的研习级别和教学“单位”。因为在另立这三个专门讲堂同时，其它各堂更名为“立本”“ 求志”“ 敦行”“ 守约”四堂，作为京师大学堂入门的经学讲堂:“学生录取入堂，先令研究经史。经史讲解明晰者再拨入政治、舆地等堂” (见《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87页)，从 “上年八月(即1899年9月）由经史常课学生内陆续拔入专门政治舆地等堂者计有四十二人” (见《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87页)。这说明“政治专门讲堂”确实兼含有按照研修内容、水平划分教学单位的意义。《我校历史学系简史》一书，也是将1899年九月秋“别立史学、地理、政治三堂”的“史学专门讲堂”作为我校历史学系的前身和最早的组织渊源(见郭卫东、牛大勇主编的《我校历史学系简史》初稿 第3页)。
在考察了京师大学堂开办的时间和初办时机构设置的变化后，可以认为1899年9月京师大学堂政治专门学堂的设立是我校政治学系的前身或最早的学科渊源和组织渊源。
二、从1904年”政治学门的设置规划到1910年实体政治学门的招生，我校政治学门（系）完成学科学系的独立建制
命运多舛的京师大学堂开办一年多即遭停办。由于京师大学堂大部分校舍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遭到毁坏，“俄兵德兵先后来学堂占住，看守人役力不能支，均已逃散。所有书仪器、家具、案卷等项一概无存。”（《我校记事1898-1997》我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办学经费也出了问题。1900年7月9日（农历六月十三）京师大学堂奏请大学堂暂时停办并得到迅速批准（见《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90页）。直到1902年1月10日，清廷任命张百熙为新的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大学堂开始恢复重建。2月13日，张百熙提出的恢复重建办法得到朝廷这样隆重而急切的批准:“著即认真举办切实奉行，朝廷于此事垂意至殷”（ 见《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112页）。8月15日，张百熙奏呈了新的办学章程。在得到御批后成为《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即历史上第二个京师大学堂章程。这是仿照日本定例的一个大学建设方案。在这个章程中，政治科位居未来分科大学即本科大学分科门目中（章程第二章第二节）的首位!但还是不能过早兴奋的是，京师大学堂还不够办本科的条件，这时还只能先办预备科和速成科，我们可以在这个章程分科大学专业设置这节的第一句即看到“大学分科俟预备生卒业再议”（《我校史料》第一卷第88页）这样无奈惋惜的话。可见“政治科第一，政治科下设二目一曰政治学二曰法律学”只是1902年时的《大学堂章程》对未来分科大学的专业分类的设计（当然后来实行了）。这个章程中大篇幅的更多更详细课程计划还是针对预备科的。在预备科的学习规划中只有“政科”和“艺科”两类，这是打通学科界限的通识基础教育体制，类似今天北大的“元培计划”模式。“政科”共有包括经学史学外语算术物理财政地理体育等十几门课程，所有政科预科生都要学这些课程。政科预备生卒业之后如果想升入政治科（政治学本科）者，在第二年第三年的课程中减掉物理课增加法学课一小时即可（如果想升入商科者在第二或第三年减去史学名学增加商业史一小时即可，等等）。所以在1902年京师大学堂章程的“政科”课程设置中，政治学类的课程反倒没有了。当时的思路是如果想学政治学，升入政治本科（分科大学之政治科）后再学。在属于速成科的仕学馆和师范馆的课程设置中，考虑到仕学馆的学生，已是“仕途之人入馆肆业，自当舍工艺而趋重政法”（《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我校史料》第一卷第91页），所以，政治学是仕学馆必修的十一门科目之一，查阅课表，政治学、行政学的相关课程不少。而同为速成科的师范馆则没有任何政治学方面的课。这可能也是后来人们总是把仕学馆看作是政治学系前身的原因之一。即使一定把“干部班”和继续教育算作政治学系办学的一种模式的话，京师大学堂开办时的“仕学院”也不具有政治学系前身的性质，而京师大学堂第二阶段的“仕学馆”倒有几分理由。
在第二个《京师大学堂章程》里，分科大学的学科专业设置是以“科目”为单位的。“科”即是大的学科门类，也是一种相对有边界的教学管理单位，规模和管理权限类似今天的学院。科下通常还划分为“目”，“目”则是狭义的专业，又有今天“系”的含义。比如，政治科下设二目，分别为政治学、法律学。文学科下设七目为：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
由于1902年时“京师大学堂专门学生，现尚无人”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我校史料》第一卷第94页），所以，无论科也好，目也好，都是一种计划和蓝图，可以随时调整改变。张百熙力荐湖广总督张之洞参与京师大学堂事务（《张百熙奏请添派张之洞会商学务折》、《命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厘定学章》，《我校史料》第一卷57页）后，1904年1月13日二人合作完成了《奏定大学堂章程》，即京师大学堂第三个章程。在这个章程中，“政治门”的表述首次明确出现!第三部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设分科大学堂共有8科，即：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与第二个章程相比，恢复了经学科，7科变为了8科。政治科变成了政法科（政法科后来为什么变成了法政科，又为什么变成了法科？还需继续考证），“政法科大学分二门：一、政治门，二、法律门”（《大学堂章程》，《我校史料》第一卷第102页）。政治门、法律门应该是政治学门和法律学门的简称，因为在大学堂学科统系总图中，用的是政治学门和法律学门（《大学堂章程》，《我校史料》第一卷第128页）。此时政治学门的设置，是在学科分类和教学行政单位上双重使用的，基本就是今天的“系”的概念，所以才会有1919年的直接废门改系。
“政治学门”概念的出现，已经十分接近今天的政治学系了，无非是使用汉字的不同，这也折射出了当时对现代高等教育和现代学术的完全接轨还有所保留（门与系一样都是学科门类的意思，但“门”毕竟在传统旧学中使用更多，将department翻译成一个新的汉字“系”，还是表明了一种除旧布新的姿态）。要注意的是，在1904年，政治学门仍然还是一种规划设置，没有成为真实的现实，因为，这时仍然不具备分科大学（即本科）的条件，在这以后到1908年，京师大学堂实际上开办的仍然是预备科和速成科。速成科中的仕学馆1904年并入新成立的进士馆，随着科举制的取消而渐渐停止；速成科中的师范馆慢慢独立成为师范科，最终独立成为师范学堂。
可以这样说，1904年“政治学门”概念和规划设置的出现，是政治学系成为独立的学科系的重要前奏，为以后实体政治学门（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和方向。
191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年，京师大学堂以政法科--政治学门之名首招本科生，这既有政治学学科独立的意义又有政治学系独立建制的意义。
1908年时，预备科和师范科的学生的毕业生越来越多，按照第二个和第三个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规划，他们应该进入分科大学继续本科学习以至进入大学院（研究生院）学习。各省兴办的新式学堂的毕业生也为分科大学的开办提供了生源。于是，1908年10月大学堂为开办分科大学致信学部奏请设分科大学，最终获清廷批准。1909（宣统元年）一些已经毕业多时的预科生终于迎来了入科学习的消息。但因新校舍的筹建需费时日，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于1910年3月31日（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才举行开学典礼。政法科--政治学门首招本科生。这是京师大学堂，也是中国，以政治学为专业、以政法科―政治学门为单位首次接受本科生。这既有政治学学科独立的意义又有政治学系独立建制的意义。分科大学办了一年多后，辛亥革命发生。之后，清廷结束，民国初建。这期间京师大学堂曾短暂停办。再恢复时，清朝的学部变为了中华民国教育部。1912年5月3日，北京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请，改京师大学堂为我校校。
学校名称变了，学科名也改了。1913年夏，12位京师大学堂政法科政治学门的学生以我校法科政治学门首届政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身份毕业，获得学士学位（《中华教育界》第一卷第四期报道：“我校开办十余年，先设预科、师范科，毕业四次，造就良多。本年为分科第一次毕业，全校计230人。按照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大学毕业授以学士学位”），他们是：钱天任、张辉曾、谢宗陶、张振海、刘秉鉴、陈恩普、裘敏麟、黄文?F、彭望邺、伦哲同、张承枢、王廷?稹?我校政治学本科学生毕业并获得法科学士学位，是我校政治学学科和学系建立完成的重要标志。
当然，这不是京师大学堂的学生第一次获得法政科的“学位”。１９０５年科举制废除后，京师大学堂进士馆的学生地位十分尴尬，进士馆也没有了生源。清朝学部决定送全体进士馆的学生去日本留学。在进士馆学习时的住宿班和走读班两种学生，分别被安排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帝国大学、法政大学等法科的本科班和速成班学习。在他们学成归国后，清朝政府为了安抚和奖励这些留学生，根据他们在国外留学得到的学位，经过考试，确认“折合换算”成中国的“学位”――相应的功名，这才有了 “法政科进士”“法政科举人”两个奇怪的“学位”（查《著将此次验看进士馆游学及外班毕业各学员分别授职谕旨》（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六日），有赏给陈?U、廉隅、朱献文、黄德章、程树德、李盛衔等６人为法政科进士；赏给马德润等６０人为法政科举人的内容。见《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345－346页）。不过在这个法政科学位里，并没有具体区分政治和法律两个学科。
三、1919年我校“废科改门为系”，“我校政治学系”获得与现代学术与学科接轨的新名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开始加速。1919年，我校改革学科制度，决定废科改门设系，全校共设本科系18个（开始时13个），分为5个学科组，政治学门改为政治学系，并与史学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共属第5组。从1919年开始，“我校政治学系”这一与现代政治学学科接轨的新名和设置开始正式使用，其所设的政治学专业课程也与国际现代政治学学科基本一致。
从1919年获得“我校政治学系”正式名称开始，我校政治学系和政治学专业开始了它的“今生”。中国知识界和政治界也从早期对现代政治既迎又拒的相对被动的“迎拒”态度逐渐转变为相对主动的态度。在对待西方现代政治学理论方面，除了表现为引进、模仿和借鉴外，也根据中国国情和特点做了中国化的些许努力。
1919年，我校废门改系不久，学科组制又恢复学科制，政治学系归属法科。
在法科――政治学系时代，我校政治学系形成了以政治学原理、中外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思想、行政学、外交学为主要课程框架的学科体系。我校政治学系培养出的学生活跃在中国政治、学术和教育领域。我校政治学系也为我校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地提供过重要平台，我校政治系是最早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的院系之一。1920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被聘为我校政治学系教授（同时还兼任图书馆馆长，1921年改聘为史学系教授），在政治系开设了“唯物史观”、“现代政治”、“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1978年，政治学系的萧超然教授在北京市档案馆（当时称档案局）待了整整一个暑假，在浩瀚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我校的试卷。《试卷》封面印有六个套红大字：我校试卷。有四个墨印字：唯物史观，另有“民国十二年（1923年）学科试验”黑色字样。《试卷》的题目是“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考生是我校政治系二年级贺廷珊，学号是第26号。这个学生认为“自有马氏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历史界开一新纪元，也是影响于史学上的最大之点”。在对各种唯心史观略作批判后，他写道：“马氏真不愧为纪元人”，成绩评定是95分（原件原存北京市档案馆，后转存新文化运动展览馆，我校校史馆有复印件）。这是一份经过李大钊之手，由李大钊亲自评阅、打分的试卷，它从课程和考试的层面把李大钊在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情况，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下来了。
1927年-1928年，我校一度被张作霖军阀政府取消，与北京其他9所高校合并成“京师大学校”，我校政治学系与法科一起被合并到北京法政大学。政治学系的师生与我校其他科系师生一起开展了复校运动。1929年3月我校复校，我校政治学系也得以恢复。1932年，我校正式设立研究院，政治学系也开始了正式的研究生教育。
战局和政局影响着学校的命运。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辛亥革命期间，我校曾两次停办。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我校被迫南下。1937年10月，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合组为国立临时长沙大学。1938年又西迁至云南新组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也为三校联合组成。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政治学系的师生坚守着政治学学术和教学的阵地，以独特的方式坚持抗战。抗战胜利后，几所大学返回原地。西南联大的师生，把这称之为“复员”，可见，这所学校虽然身处后方但一直处于“战时状态”。1946年10月，我校政治学系恢复上课和招生。1949年，我校政治学系的大部分师生在北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我校政治学专业和政治学系建制取消。1960年我校政治学系一度恢复建立，到1963年改为国际政治系。（未完，待续。）
本文感谢王浦劬教授的指导，感谢唐宇、李硕同学的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