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浦劬、钱维胜：当代西方文化国家理论评析

　　摘要：国家是政治学的基础理论议题，西方“国家回归”学派因行为主义的缺失而生成，推进了西方国家理论的学术进展。但是，这一学派关于国家的理论却忽视了国家的“文化”面向，由此诱发了西方文化国家理论的发育和发展。剖析当代西方文化国家理论演进发展的学术动因和发展逻辑，对于推进国家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结构与实践可以作为重要分析进路用以阐述文化国家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思想谱系。而相较于先前的国家理论研究，文化国家理论呈现出“人”的意识的本位性、“文化”意涵的独特性、文化实践的效应性、“文化国家”建构的过程性和国家研究路径的诠释性等多重特性。与此同时，西方文化国家理论亦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予以深刻评析和省思。

　　关键词：国家理论；文化性；结构；实践；辩证唯物主义

我校王浦劬教授

论文主要观点：

　　国家理论是政治学的基础理论。1985年，美国学者彼得·埃文斯等人编辑出版了《让国家回归》一书，标志着西方政治学“国家回归”学派的形成。但是，当“国家回归”学派将越来越多的精力集中于“国家作为自主行动能力的集合体”时，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国家却相应缺位。为弥补这一缺失，自20世纪末始，有学者转向国家文化现象的研究，他们更重视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底色的符号和意义的解读。此后，从文化视角解释国家的研究逐渐丰富，突破了先前的国家认知，逐步形成了西方文化国家理论。国内有学者意识到这股潮流对于国家研究的意义，并且提出要“把政治文化带回来”。尽管如此，我国学界对西方文化国家理论尚未展开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梳理和分析西方文化国家理论的渊源、路径与特征，深入评析这一理论，无疑是准确把握其发展演变轨迹，扬弃其思想内容的重要学术途径。

　　本文借用社会学研究的“强文化范式”对西方文化国家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根据休厄尔的研究，西方社会科学领域有影响的“文化”概念大体可分为五种，其中，作为象征和意义系统的文化和作为实践的文化，具有支配性影响。笔者尝试按照结构文化和实践文化路径，将西方文化国家理论纷繁驳杂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类分析，认为所谓文化国家，实际上是国家文化体系和符号的运用与建构。结构要素与实践要素可以相互转换与有机衔接，正因为如此，两种路径的西方文化国家理论，都可以统称为西方文化国家理论。

　　在西方文化国家理论看来，国家不仅仅应该被视为单纯实行暴力的制度性组织，而且应该被视为兼具道德教化与思想规训功能的组织，国家通过仪式、宗教和网络等具有治理技术特点的文化结构，可以有效地实施治理，减轻乃至消除社会利益冲突甚至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家的产生也是文化符号主导的意象塑造的结果，“国家”是“想象”建构的共同体，它们或者通过象征体系和意义系统得以构建，或者通过社会演示的生产、传播和诠释等全链条融合而建构。不同于行为主义政治学所秉持的实证主义方法和“国家回归”学派所倚重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西方文化国家理论研究倾向于采用诠释性方法对国家进行理论阐述。本文将西方文化国家理论的主张提炼为：“人”的意识的本位性、“文化”意涵的独特性、文化实践的效应性、“文化国家”构建的过程性和国家研究路径的诠释性。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加以分析可以发现，西方文化国家理论拓展了国家理论的研究，取得了特定的学术成就，但是，也存在着重大缺失。其学术贡献在于：关注国家的文化内容，拓展了国家起源和发展研究的事业；强调国家的文化意义，深化了对于国家文化意蕴的认识；阐发了国家的文化内涵，深化了国家文化与社会传统和社会生活发展的关联性；构建了国家现象的文化分析范式，创新了国家分析的视角和理论。其内在缺陷在于：在本体论意义上，西方文化国家理论具有历史唯心主义取向，从而倒置了国家产生的基础和根源；在认识论上，西方文化国家理论片面夸大和强调文化对于国家的意义，忽视人们的社会实践的政治意义，从而具有形而上学的特点；在价值论上，西方文化国家理论具有虚无主义的特性。

　　本文原载于《我校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被《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7期转载。

【作者简介】

　　王浦劬，我校博雅讲席教授、英国(正版)365官方网站博士研究生导师，我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我校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

　　钱维胜，我校国家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校国家治理研究院项目“国家软实力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