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孙明《治道之统：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原型与定型》

　　英国(正版)365官方网站助理教授孙明的专著《治道之统：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原型与定型》近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主要内容】

　　“道统”实即“治道之统”。治出于道、道而有统，面向政治、社会与思想的整全之治，构筑理想政治的秩序和境界，是贯穿古代中国政治和思想史的一条线索。中国本有之治道源于“皇、帝、王、伯”为“大型”层累演进的治理形态与国家政治发展，经以儒家为中心的诸子“务为治”的发明而“道化”。治道承传由“命”“位”标识的社会政治权力结构（“道权”）决定，从古典时代的“圣人”“（制）作—述”等具有政治内涵和实践属性的治道概念一路递嬗转进，定型于“行道—明道”的传道与“道统”论。“道统者，治统之所在”（杨维桢语），道统论成为治道的最高遵循后，以改造政治正统论为基点，深刻影响元明清三朝的政治和思想发展，既与君主集权互动，又形塑了王朝治道，在清代达到实行的顶峰，而成为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起点。

　　本书致力于“用一本书来思考一个问题”，是在连贯的政治思想史视野中观照传统中国治道演生、发展与定型的尝试和努力。它采取兼顾专论与通史的写作策略，选取能够反映中国治道特质的若干重要问题，融会思想、礼制与政治实践，考实、析理，阐释其内在逻辑，将其置于长时段的发展史中观察其变迁成形，从而获得对中国治道传统的新认识，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新理解。

【书籍目录】

　　导言

　　上篇

　　第一章   从“皇帝王伯”到“失其统”——古代中国治道思想资源的层累与递嬗

　　第二章   圣王制作与孔子述道——先秦两汉的圣人观念与身份

　　第三章   国家祀礼中的先代帝王与孔子——周秦汉唐礼制中一对经典范畴的生成

　　下篇

　　第四章  “向上透一著”与道统的成立——宋代构建理想治道与正统的努力

　　第五章  “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与“道权”问题——明代成型的道统本朝化

　　第六章    道统复合与治道定型——清代前中期对政治理想型的讨论与实践

　　结 语      治出于一

　　后记

【作者简介】

　　孙明，1979年生，辽宁北镇人，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我校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供职于英国(正版)365官方网站、公共治理研究所，主要从事晚清地方行政与社会（以四川为地域）、中国政治思想与制度观念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著有《生逢革命：辛亥前后的政治、社会与人生》（我校出版社，2013），并有书评随笔集《生活的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内容摘选】

　　结语：“治出于一”（节选）

　　治出于道，治道有统，就是欧阳修倡导的“治出于一”。这个王道理想，经“向上透一著”，终于在朱子的“道统”论中集成。治道向上超越而不离“治”，“皇帝王伯”以降一路转进，从原型到定型，成为中国的“道之本统”。道之治道的属性，决定了其社会政治权力的内核，以整全为规模，而以付诸治理实践为要义。制作与制义、行道与明道、作君与作师，分合之际，由此展开。君主与士人，都追求此治道理想型，现实与理想，在这个框架中开显，又为其所限。既对国家与制度保有警惕，在“五霸之世”而竭力避免王道堕入功利霸道，又冀望君师型的国家治之教之。这是传统中国政治的“苦心孤诣”所在。

　　   ……

　　道统是个新传统，虽然内核古已有之，但宋代才把王道讲“透”，若干自古以来的要素被“发明”，聚合到一起，组成一个郑重的概念。从原型到定型，道统得到空前一致的信奉，表征着中国的君主和士大夫在王道上的共识。明清把道统付诸政治实践，实践中的道统就是今人对“中国政治传统”的若干感知的来源。

　　宋代道统的定型对元明清政治影响深远，但应结合政治体制机制与政治权势结构的变迁才能观其全貌，那些认为元、明、清三朝君主压抑士人源于“治统兼摄道统”之特定思想控制手段的认识，实则都误解了“道统”的本意。“道统”的构建过程与习所惯知的元明清君主集权加重结合在一起，是极为复杂而深重的一个问题。君师合一、政教一体、治而有道，是传统中国的政治学所能提供的政治社会文化整全之治的唯一理想型。这样的治道模型与当时的政治现实要素结合在一起，会增重君主的意识形态和文教控制权，同时也表现为对君主学习圣王善治的规训，对君主和士人为主的政治体追求理想之治的指引和策励。严复认为“盖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这是“东西立国之相异”。高一涵概括为“君师主义”而批判之，直指《天演论》的翻译者“缺乏历史进化的观念”，所以“竟将古今立国的异点，看作中西立国的异点”。而1918年仍然存在的“‘天地君亲师’的总统观念”“是行制度革命而不行思想革命的坏处”，担心专制政治、贤人政治、政教混合政治的结果。梁漱溟则从中看到了“中国的民治（果其有之），则非政教不分不得开出来”的现代化路径。如果说“治出于道”的整全之治是中国传统治道的定型，那么是否可能在政治制度现代化之后，走向权力分化而治理整全的美好境界呢？这是留给中国人的问题。现当代学术史上的道统观则是道统之现代转化的另一种形态，是以政教二元为基本结构、以知识分子为本位的“道”的追求，可视为是“道”与“道统”的再次“制义”与“发明”。而拙稿能做的，是尽量还原、理解、解释中国政治与政治思想的传统，以及这个传统中的人的角色和心思，以为政治学的参考，这毋宁说是“政治思想史”的本分。至于此后的取舍与转化，或非人力所可强。只要看看自“中体西用”以来一百几十年中国人力图规划与设计中国思想之矩镬的成败得失，就可以感知人事的限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