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军前往欧洲参加国际会议
2010年11月5-7日，傅军教授应意大利经济部长之邀前往意大利北部风景如画的Villa D’este参加了雅思本领导者会议（Aspen Conference for Leaders），并作为演讲嘉宾围绕“货币的未来：危机后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The Future of Currencies: Post-Crisi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的主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同台作为演讲嘉宾还有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哈佛大学教授Martin Feldstein，OECD副秘书长、首席经济学家Pier Carlo Padoa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Arrigo Sadun，高盛国际集团合伙董事经理Paolo Zannoni，以及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加州大学教授Barry Naughton。
傅军教授的发言主要有三个部分，即世界经济的前景，贸易不平衡以及国际金融的未来。就世界经济前景而言，他注意到会议主办方已把他一年多前在布里诺斯艾利斯会议（Money and Banking Conference at Burenos Aires）发表的文章作为与会者的背景阅读材料，并指出，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的预测是对的。即就发达经济体而言，发展趋势将呈很长的“L”形，相比，新兴经济体更是成“V”形。深层原因是在后工业时代，发达经济体至今很难说清楚新的效率增长的源泉（additional source of productivity increase）到底是什么？美国的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作用是稳定金融市场，但是对实体经济作用值得怀疑。相比，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逻辑是清晰的。比如就中国而言，增长背后的逻辑是一个巨大的人口常量（constant）（即13亿人口）乘以一个戏剧性增长的技术变量（technology variable），这个变量大体界定为中国与发达国家技术距离的缩短，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新兴经济体在拓展新的知识边疆。由此，大约在15年内，即中国人口快速老化之前，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前景总体是正面的，当然这并不是定数。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以上人口常量乘技术变量的逻辑只能说清中国供应方的增长潜力（potential of supply-side growth），但是它不能自动地等同与需求方的增长（demand-side growth）。后者在世界经济危机前相对当程度上靠得是美国和欧洲的国际市场，但是危机后国际和国内的需求方前景都不容乐观。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虽然中国GDP增速依然瞩目，但是动力主要是大量投资驱动的，家庭消费依然动力不足。显然，这种供方和需方不匹配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并越来越使中国经济面临两难，同时存在滞涨（stagflatin）和腐败的风险。中国下个五年计划提出了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growth）的逻辑就是要强调有国内需求方支撑的经济发展。这是规范目标（normative objective），但是保证实现这个目标的制度安排的细节（institutional details）尚不清晰。
说到贸易不平衡（trade imbalance）和汇率（exchange rates）关系，傅军教授认为汇率不是美国贸易逆差和失业率高攀的主要原因，并反对美国将汇率问题政治化。他进一步指出，政治和媒体语言往往只涉及现象的表面，而不是现象后面的结构和逻辑；模糊集合数学（fuzzy set mathematics）的逻辑更具启示。不妨把世界各国经济大致看成A，B，C三组集合（sets A, B, C）。美国和发达经济体属于集合A，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属于集合B，更不发达国家属于集合C。由于各国工业化不同阶段，但是生产价值链（value chain of production）的全球化，A、B、C之间贸易具有结构的区别（structural differences across sets），而贸易边际竞争性只存在于同一集合群内部（marginal competitiveness within a set）。如此，人民币升值至多也只能降低中国产品相对与其他属于B的国家的竞争性，而对美国总体贸易逆差的影响将微乎甚微。事实是，在B集合群中，中国的贸易总体是平衡的。至于在不同的集合之间（across different sets），汇率对贸易作用并不清楚，例如在2005-2008年间，人民币汇率提高了大约20%，但是中美贸易赤字不降反而上升。这更暗示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深层原因更是制度性的，即在控制其他条件后，中国的储蓄率比美国高出许多，这反过来也反映了两国金融和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差距。再者是美国的地缘和安全考虑（geo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ncerns），即对中国限制出口高新技术产品。最后美国过于依赖于服务业的经济结构也是造成贸易赤字的原因，相比于制造业产品，许多服务业产品更具当地性（local）而不具贸易性（non-tradable）。显然，这些贸易不平衡的深层原因不是汇率本身可以解决的。将汇率问题的政治化不但无济于事，反而会加剧彼此间的不信任。其实，人民币升值和汇率更具弹性自有自身的逻辑，主要是防止资产的泡沫化和促进内需，因此，估计中国政府出于自身的考虑也会朝这个方向加快改革和调整，在今后的五年内对美元汇率年平均提高5%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这种内部的动力与美国高攀不下的失业率并无直接关系。
在涉及国际金融的未来时，傅军教授认为，不论接受与否，在相当的时间内美元将依然是国际主导性储备货币(dominant reserve currency)，这主要是由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决定的，虽然美国经济的相对实力正在下降。军事实力的重要性不容忽略，考虑到国际关系的深层性质是无政府状态（state of anarchy），它不同于国内主权（domestic sovereign）。同时他注意到，美元现在不仅是储备货币（reserve currentcy）同时还越来越成为投资货币（investment current），但是，由于美元贬值风险的存在，特别是随着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的推出，不确定因素正在上升、资产的泡沫将加剧，债权国利益将受损，因此主权投资多元化（diversification of sovereign investments）的压力更将是趋势。有鉴于此，他认为，一个更合理的（rational）更健全的（robust）国际金融体系将从后金本位时美元的单一性（dollar-based uni-polar system in post gold standard era）演绎成多元的网络体系（multiple-layered web），其构成之一是主权国之间而非私人市场间的国际货币（international money）出现，其形式最可能将是目前国际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IMF SDRs）的演绎；二是区域性的国际基金组织（regional monetary funds）作为资本流动反周期机制（counter-cyclical mechanism），担当区域国之间“最后的贷款者”（lender of the last resort）或称“中央银行的银行”（regional bank of the central banks）；三是美元作为贮备货币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欧元和人民币相对地位的逐步上升。这个网络背后的逻辑很简单，组合（portfolio）比单一（single）保险更能抗风险。但是形成这个多元体系的这个过程将是渐进的和缓慢的。技术上，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前提不仅是经常帐户（current account）而是资本帐户（capital account）的开放，而资本帐户开放的前提是中国国内更深刻的金融体系改革。这些艰巨的工作不是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可以完成的，而且美国的量化宽松起码近期将起负面作用。目前我们看到的中国与邻国的货币交换协议（currency swaps）旨在促进贸易（trade facilitating），而并不是储备货币（reserve currency），但是这些确实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奏。
在参加本次意大利会议之前，傅军教授还应英国外交部和中国艺术基金会之邀，分别在伦敦郊外和北京参加了英国Wilton Park主题为“中英对话：和谐社会”的国际会议和第二届中欧文化高峰论坛，并分别做了题为“The Mechanics of Smart Power in Perspectives” （巧实力的力学）和“Arts, Sciences and Creative Culture”（科学、艺术和创新文化）的主题演讲。
相关链接:World Economic Downturn and Challenges for China
Mechanics of smar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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