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卓兰：目送大师远去

2018年2月12日上午，悲讯自网上传来，罗豪才教授与世长辞。

仅剩三天，就是旧历年三十了，罗老师竟不能与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再相遇。遥望京华，不禁泫然。

时光倒流至1986年夏，我赴京参加由北大法律系开办，罗老师主持的美国法讲习班。

因邮信报名为期已晚，只好由本人提前到北大填写报名表。

在人头攒动的北京站，装束土气的我，好不容易找到公用电话，拨通了北大法律系，用竭力压倒周边熙攘的音调，告知我将即刻从该处出发赶往北大。

那端的接听者，则是我唯一知晓但未曾谋面的联系人罗老师。

那时侯，乘出租车还属少数人的奢侈。待我转换公交再穿插步行几经辗转，终于踏入象征学术圣地的我校，中午时分早过。

彼时尚是不知手机为何物的年份，通讯联络已中断了几个小时，一时拿不准罗老师是否还在办公室。

而且，又正逢暑假期间，碰见所有的房门一律紧锁也指不定啊，我暗自猜想。

怀着侥幸心理，我还是踏进了法律系那斑驳陈旧，业已空空的小楼去碰运气。

按房间号走近一看，门正半开，有位老师正在桌前踱步，显然是有点着急了。

一问果然是罗老师，只见他身型高大卷发斑白，书卷气浸透举手投足。对我的迟到，他未现一丝不耐。而且，善解人意地请我坐下并攀谈片刻，才拿出表格等侯我填完。

当时的我，竟也没想到邀请罗老师吃个便饭，来匆匆离也匆匆，任由因我的事挨饿的罗老师伙食自理。

接下来月余的时光令人终生难忘，皆因是在富涵民主传统和文明“氧量”的未名湖畔渡过。

那时节，与当今的楼高门阔靓车穿梭不同，燕园里还几乎一应的建筑古旧、设施简朴。

行走其间，更似置身于历史的游廊，周边弥漫着厚重的沧桑感，诱人流连与遐想。

与此种氛围浑然一体，工作或在读其中的人们，也显然十分习惯于饱读深思、勤勉做事的日常生活。罗老师就是较典型的一位。

讲习班期间，开幕和闭幕之际，他坐主席台并讲话。课上，经常来陪同且协助外教。课外的勤杂之事，需要时他也耐心地参与办理。

本系的年轻教员，不时“大罗、大罗”的唤他，语气亲昵而随意。各地的学员也发现，不觉间罗老师就从高不可攀的学术大咖，变成了这暂时集体中熟悉亲切的一员。

自那次以后，再见到罗老师时，我就不那么“打怵”了。逢会上听他谈学术，讲课中传播他的“平衡论”，愈发深受他思想的影响。

终于有一次，我斗胆向罗老师提出，可否共写一篇将行政法的“平衡论”，具体化到行政权与行政相对人权利之间关系方面的论文。

罗老师不但欣然应允，写作期间从思路结构到内容，多次给予十分具体的建议和意见。成稿后，他还亲自捉刀动笔，加进了一些画龙点睛性的表述。

论文后来在《中国法学》发表。又见罗老师时，不待我道谢，他先对我说：“你的文字逻辑比较紧凑，本想在中间插些语句，这样更显得链接紧密，但尝试一下不太容易，只好整段落的添加了”。大师如此谦逊平和，令我很是感动。

大约95年夏季，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致公党主席的罗老师来到长春。

在杨柳掩映的南湖宾馆，罗老师请吉大法学院的张文显老师、郑成良老师及我等几位熟人叙谈并聚餐。

随后，他提出要看看刚建好的吉大南区及法学院。张老师与郑老师即刻欲联系吉大校方迎接，但被罗老师挡驾了。

他说，自己主要是来省法院出差的，又正值学校放署假，就不麻烦更多人了。

因时任吉大副校长的张老师有公务赶，下午时分，就由后来的最高院行政庭长赵大光先生、正担当法学院院长的郑老师，还有我等四、五个人陪同罗老师前往吉大。

这可能是吉大史上规格最不对等的外部接待吧，身为参政党领袖、最高院院长、学术大家的罗老师，便装简从低调，悄然地来又悄然地去。

记得罗老师在参观法学院，走过悬挂《法制与社会发展》杂志社牌子的门口，还笑着指出“这是崔卓兰的办公室”，这种区区小事他竟然记得，实让人诧异。

也许谈话太过愉快，场合太过松驰，让我们有了一个十分遗憾的疏忽。那就是，忘记了与罗老师一起在学院留个影，竟没有给吉大法学院院史资料的留下极其珍贵的一页。

罗老师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后，尽管与我们的相隔已属红墙内外，但其源源不断的著述告诉我们，他依然孜孜不倦的丰富完善着“平衡论”，探索倡导着“软法治理”，片刻未停地关注并引领着新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发展。

2013年秋，在古老秀丽的羊城，郁郁葱葱的白云山脚下，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石佑启老师，召集几位在穗的行政法学者与罗老师相见。

罗老师已是满头霜雪，但仍目光明亮有神，平易近人依旧。他关切并询问每个人的情况，还兴致勃勃地谈到了“软法”的理论与实践。

此后又年余，在一批行政法学者的推动和组织下，中国行为法学会软法研究会在北大正式成立。

参会人注意到，罗老师在致辞后，始终端坐头排，仔细地倾听着每位发言人的发言。

2015年夏，中国行政法学会成立三十年的庆典，在蓉城成都隆重举行。罗豪才老师、应松年老师两位令人敬仰的法学大家双双登台，当之无愧的被授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终身贡献奖。

在感言中，他们则不约而同的谈到，希望今后能更加强对年轻一代行政法学人的培养。

三十年多年前，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队伍，也不过几十个人，几十支笔。而到如今，已是翘楚如云才俊似雨。

叹天意不随人愿，罗老师如今驾鹤西去。回首往事历历，勾起我们的无尽思念。大师灵魂永存，将与青山绿水同在。

敬爱的罗老师，让我们目送您远去，愿您在天国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