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宇洁：仁者爱人——在罗豪才副校长身边工作的点滴回忆

英国(正版)365官方网站 倪宇洁

　　2018年2月12日，惊悉罗豪才老师去世的噩耗，心中久久难以平静。贰拾多年前在他身边工作的往事，突然间从尘封中清晰起来，一一浮现脑海。

谦谦君子

　　1994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在校长办公室做秘书。罗豪才老师时任副校长，分管学校外事工作。罗老师50年代就读于我校法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学贯中西，是学校大名鼎鼎的教授。读书期间，我的专业是政治学，有一门面向全校的通选必修课《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用的就是罗老师编写的教材。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场合，罗老师颀长的个子、满头的银发，再远也能从人群中认出来。多数时候，他总是笑意盈盈、风度翩翩，洋溢着儒雅而不失威严、谦逊而不失自信的风范。第一次见到罗老师，他问我姓什么，我说姓倪，他笑着问“是不是倪世雄的倪”？倪世雄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罗老师稔熟于心，这脱口一问，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只是遗憾尚未与我这位“本家”教授见过一面。

　　上世纪90年代的北大，办学经费非常紧张，校长们办公的场所亦是因陋就简。除了校长和常务副校长各有一间办公室，其他副校长基本上都是几人共用一间办公室。当时主管后勤的副校长，只要天不开始擦黑儿，绝对舍不得开灯办公。副校长也没有专门的秘书，我们几位连上办公室主任，一同挤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

　　工作紧张忙碌，却也其乐融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北大的外事交流活动越来越多。北大的外事处下面专设了“港澳台”办公室，那个时期相对更加忙碌一些：一方面与港澳台的学术交流活动日渐增多；另一方面“港澳台”正处于经济腾飞阶段，为给北大“化缘”提供了重要机遇。罗老师既是知名学者又是侨界领袖，外加他的个人魅力，处理这些事务总是游刃有余。不过看似轻松自如的“外交”背后，其实亦有诸多的学问、礼仪、技巧和责任，也就是常听说的“有理”“有利”和“有节”。罗校长经常强调“外事无小事”，风趣和蔼的一面，和他坚定的立场和坚持的原则，在各种外事场合都能反映出来。　　

两岸“直航”　

　　最让人难忘的事情发生在1994年底，这也是我跟罗校长接触最多的一段经历。

　　当时海峡两岸甫达成“九二共识”，海协会和海基会也初步形成定期会晤的机制，在“同根同源”的亲情基础上，两岸双方长期以来的坚冰一点点开始融化。作为两岸关系迎来暖春的一个信号，1994年11月13日，应北大之邀，时任台湾东吴大学校长蒋（章）孝慈先生首次以学者身份访问大陆。前一天去香山碧云寺拜祭了中山先生衣冠冢，蒋先生很兴奋但也有些疲累。晚上回到下榻的宾馆，夜里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学校马上成立了工作小组，罗校长全权负责此事，我被派去驻守中日友好医院，以便于随时与学校联络。随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罗校长、北大港澳台办的潘庆德老师和我，每天都在医院工作。

　　孝慈先生的意外生病，曾令这场温情的“外交”蒙上一重阴影。当时大陆与台湾的差异很大，多年隔阂也使双方互不了解。大陆方面采取了最及时和最积极的治疗，从各大医院请来最好的医生会诊。虽然还未听说ICU病房这样的概念，当时的治疗和看护应该已达到同样的规格。病房外临时设有会客室，时任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先生常来医院，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总干事尹衍樑先生以及海基会的人几乎每天也都守在医院。在尽一切可能治疗的同时，几方临时工作组也紧张地为各项事务的铺展而努力，比如，如何打破惯例为台湾荣总的医生以及蒋先生的家属来大陆开通绿色通道、根据病情控制的情况讨论下一步治疗方案等。

　　此事受到海内外的高度关注。港台记者人数一天比一天多，隔上一段就要开一次新闻发布会。那是我第一次亲历新闻发布会，也看到海外记者们的“敬业”。他们想方设法打探各路消息，会后几乎不停歇地坐在地板上编发新闻稿。那时当然没有Pad或智能手机，罗校长让我准备个小本子，随手作好记录。每天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都会有一篇报道，罗校长也嘱咐我着意留存。后来我把这些报道裁剪下来，做成了一个小册子。很多时候，医院外是静悄悄的，大家默默祈祷，希望奇迹发生。无论是静还是动，每一个细节都体现着我们的诚心善意和全心全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治疗取得一些进展，蒋先生的病情趋于稳定。经过各方多次磋商，最终决定用国际救援专机把病人送回台湾继续治疗。专机送危重病人，时间最为重要。罗校长以非常敏锐的政治智慧，想借此促成一次特殊的直航。这是极其大胆的构想，风声一出，记者们又活跃起来。当时“小三通”没有开始，“大三通”的概念还没有，大陆与台湾的通行都以香港为中转。最后通过两家公司竞标，确定了执飞的航空公司。最终的飞行路线，一说是继续经由香港上空但不降落续飞台北，另一说是经由琉球再飞台湾。

　　孝慈先生的这场意外，还促成蒋先生的妻子、儿女和时任台湾高官的胞弟蒋（章）孝严先生访问大陆。蒋先生的家人对大陆的整个救护治疗没有怨言，一场意外算是平稳度过。这与罗校长张弛有度的领导和上上下下的合作不无关系，既反映出他应对重大事件的政治智慧，另一方面他的魅力也促使事件不断向缓和平稳方向发展。无论如何，这次“直航”称得上是两岸关系的一次重大突破。

仁者爱人

　　很多时候，我也总问自己，即便与人有过很多交往，其实我们还是很难深入了解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人的魅力究竟是什么。罗校长是新加坡归侨，曾有一段不平常的革命生涯。虽然他从未当面提及，但总能零七碎八地从他人嘴里听到。近的远的，合到一起，在我的心里就慢慢有了一个形象。

　　电影《无问西东》描写了西南联大的一段故事，其中“沈光耀”的角色让我想起了罗校长。沈光耀的出身和外形，跟罗校长颇有些相像，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学贯中西和爱国理想。如果“沈光耀”活下来，他的人生轨迹会不会就是罗校长这样的？年轻的时候，他们有优越的家境，却为了自己的理想、自由和尊严，义无反顾，投身革命和战场。罗校长18岁时就离家回国，与母亲一别就是35年，其间经历过无数的政治运动，乌云散去，他淬炼成一位温和包容、友善儒雅的仁者。归根结底，他有一颗“仁爱之心”，人家愿意跟他交朋友，也尊重他的主张。他的人格魅力就成为了一种无言的实力。

　　上世纪90年代，我还是少不经事的“学生兵”，对于世事、对于人生、包括对于学术都好像一张白纸。回忆最初的这段工作经历，总是让我受益良多。记得我们在医院的时候，工作没有钟点，有时结束得很晚，罗校长会请我们工作人员去吃晚饭。吃饭时他先问我想吃什么，坐车时他总是坐在副驾位置而让我们坐后面。他说前面的空间大，他喜欢。罗校长是福建安溪人，喜欢喝较浓的铁观音，有些意外的是他喜欢吃川菜。吃饭的时候，我们会聊南北方的差异、茶道以及历史，总之是海阔天空的。说到历史的时候，若有人拿野史举证，罗校长马上就纠正“野史可不是历史，不可信”。说及南北方的差异，对北方过于重男轻女，他有批判的意识。他曾问我是不是在北方吃饭的时候都不让女人和孩子上桌？我忙说我们家可不是这样的。

　　说到家，凡有大爱之人，都是有常情之人。自从与母亲重逢，罗校长每年都回新加坡探亲。他有两个女儿，那时大女儿在国外读书，每到女儿放假快回来的时候，他总是高兴得合不拢嘴。对于亲情，他从不掩饰内心的期盼与喜悦。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良师亦是慈爱长者，严慈并济，能在他的身边工作是我此生之幸。

　　的确，在罗校长身边工作，是我在北大三十年非常难忘的一段时光。北大曾经有这样的领导、老师，是北大之幸。作为北大微不足道的一分子，我也感到幸运。上学的时候，我们也是理想的一代人，那时觉得知识匮乏，总想通宵学习，问过很多知名的教授，怎么才能成为大学者，我得到的答案是：做人比做学问重要，做人比做学问难。先做好人，再做学问才是真学问。三十年来，我总是回味和反思这些话。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越发觉得这些话的分量之重，难道不是嘛，学问越来越好做，做人却变得越来越难。

　　孟子曰：仁者爱人。做人的道理早就在我们的血脉里流淌，关键在于我们的发现与实践。罗校长走了，83载的春秋还是太短暂了，如果他活着，我想有机会再向他请教，我也听到其他人这么说。我们挽留不住一个人，这点滴的回忆，但愿可以作为深深的思念，激励未来之人生。